曾罗汉走进来，手里捧着半块烤糊的芋头：“吃点东西。”

廖观音接过，没吃，只是捧着。

“咱们……败了。”她轻声说。

“没败。”曾罗汉蹲下来，“只是没赢。”

“有区别吗？”

“有。”曾罗汉看着她的眼睛，“败了，心就死了。没赢，心还活着。”

他顿了顿：“活着，就能再来。”

廖观音低下头，看着手里的芋头。烤糊的地方黑乎乎的，像烧焦的土地。

她想起祖父讲的三元里——那一仗，乡亲们也败了。祖屋烧了，人死了，一路逃到四川。

但祖父没死心。那把生锈的柴刀，留给了她。

她摸了摸腰间的铜簪。冰凉的触感，让她清醒。

“曾大哥。”她抬起头，眼里重新燃起那簇火，“你说得对。心还活着，就能再来。”

她站起身，走到洞口。

夕阳西下，火盆山笼罩在一片血色里。远处成都方向的天空，晚霞烧得像一场大火。

“清军以为我们完了。”廖观音说，“我们就让他们看看——”

她转过身，一字一句：

“只要这山里还有一个人，红灯，就不会灭。”

洞外，残存的教众正在生火做饭。炊烟袅袅升起，混入暮色。

像余烬里最后一点火星。

微弱，但还在烧。

光绪二十八年（1902年）九月十七，霜降。

火盆山的雾比往年来得都早。晨雾从山坳里升起来，乳白色的，黏稠的，裹着深秋的寒意，把整座山泡得像一盆发馊的米汤。

廖观音站在鹰嘴崖的隘口，看着脚下那条羊肠小道——它从山脚蜿蜒而上，在陡峭的岩壁上凿出浅浅的台阶，最窄处只容一人侧身而过。崖边立着块风化的石碑，刻着三个模糊的字：“一线天”。

真是名副其实。站在崖上往下看，云雾在脚下翻滚，深不见底。摔下去，连个回声都听不见。

“这地方，”曾罗汉在她身后说，“一夫当关，万夫莫开。”

他肩上扛着一根碗口粗的圆木，赤着的胳膊上青筋暴起。身后跟着百十个教众，都在搬运木石——要在隘口垒起第一道寨墙。

廖观音摸了摸腰间的铜簪。簪身被体温焐热了，但触感依然冰凉。

“罗汉哥，”她轻声说，“咱们还能撑多久？”

曾罗汉把圆木“咚”地杵在地上，抹了把汗：“撑到最后一个。”

他说得轻松，但廖观音看见他眼底的阴影——那是连月苦战留下的印记，是看着弟兄一个个倒下却无能为力的疲惫。

从龙潭寺败退到火盆山，八十里路，走了三天三夜。四千人的队伍，到山脚下时只剩一千二百。伤兵占了一半，缺医少药，伤口在秋雨里溃烂化脓，空气中永远飘着一股甜腥的腐臭味。

能战的，不到五百。

而这五百人，要守住这座山。

火盆寺坐落在半山腰一处天然平台上。

说是寺，其实早已荒废。明末张献忠入川时烧过一次，清初又毁于兵火，只剩三进殿宇的残垣断壁。正殿的屋顶塌了一半，露出被烟熏黑的梁架；偏殿的墙倒了，碎砖烂瓦堆成小山；只有后殿还算完整，墙是青砖砌的，有一尺厚，基座用的是整块条石，历经百年风雨仍稳稳当当。

廖观音把指挥部设在这里。

“墙厚，能挡炮。”曾罗汉用刀柄敲了敲青砖，“窗子小，弓箭射不进来。后院有口井——虽然干了，但下雨能蓄水。”

最重要的，是殿后那三个地窖。

地窖不大，每个约莫丈许见方，是寺里早年藏经书用的。现在里面堆着起义军最后的家当：五十石糙米，用麻袋装着，码得整整齐齐；二十坛盐巴，坛口用黄泥封死，怕受潮；还有十几捆草药——大多是止血的艾草、消炎的马齿苋，是沿途从乡民手里换的。

廖观音打开一只麻袋，抓了把米。米粒粗糙，混着不少糠皮沙土，但在她手里，却比黄金还珍贵。

“每人每天，二两米。”她对管粮的老账房说，“伤兵加一两。盐，十天发一次，指头大一块。”

老账房姓陈，原是个落魄秀才，写的一手好字。他颤巍巍地在本子上记着，毛笔尖抖得厉害。

“观音娘娘，”他抬起头，眼睛浑浊，“二两米……不够吃啊。”

“不够也得够。”廖观音声音平静，“咱们要跟清军耗。看谁先饿死。”

她走出地窖，来到寺前那棵老槐树下。

树已半枯，枝干虬结如鬼爪。廖观音让人在树上挂了盏红灯——红布糊的灯笼，里面点着松明，在雾里晕开一团模糊的光。

那是信号，也是象征。

告诉山下围困的清军：红灯还在，人还没死。

九月廿三，清军到了。

不是奎俊的兵——那个被吓破胆的总督，已经被朝廷撤了职。新来的，是原山西巡抚岑春煊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