成都臬司衙门监狱，关押重犯的地方。这座始建于明代的监狱，曾关押过太平天国翼王石达开，如今又将成为这位“红灯圣母”的终点。

廖观音被扔进最深处的女囚房。牢房三面石墙，一面木栅，地上铺着霉烂的稻草，墙角有个便桶，骚臭味混着潮气，熏得人睁不开眼。

唯一的光源，是栅栏外走廊上那盏长明灯——豆大的火苗，在穿堂风里摇曳，把影子拉长又缩短，像徘徊的鬼魂。

她肩上的伤口彻底恶化了。

没有药，没有干净的水，脓血把粗布绷带浸透，粘在皮肉上，撕下来时连皮带肉。发烧，一阵冷一阵热，冷时牙齿打战，热时汗如雨下，浸湿了身下的稻草。

但自始至终，她没哼一声。

腊月初十（1月7日），第一个提审的人来了。

是岑春煊的幕僚汪海如。这个绍兴师爷出身的文吏，奉总督之命来“摸清底细”。他隔着木栅栏看见廖观音时，愣住了。

这和他想象中“青面獠牙的女匪首”完全不同。

牢房角落，一个瘦弱的身影蜷在稻草上。粗布囚衣破了好几处，露出的手腕细得仿佛一折就断。头发散乱，但看得出原本梳得很整齐——用一根褪色的红绳扎着，那是红灯教的信物。

听见脚步声，她抬起头。

脸色苍白如纸，嘴唇干裂起皮，但眼睛清亮得惊人。看见汪海如身上的官服，她没什么表情，只是慢慢坐直身体——尽管这个动作让她疼得眉头微皱。

“大人，”她开口，声音沙哑但平静，“我便是廖观音。要杀要剐，随你们。”

汪海如一时语塞。准备好的威逼利诱，在这双眼睛面前，竟有些说不出口。

他让人打开牢门，走进去，在狱卒搬来的凳子上坐下。

“你……多大了？”话一出口，他自己都觉得荒谬。

廖观音看着他，似乎觉得这问题有趣：“按官府的说法，光绪十年生，今年该十八了。”

十八。汪海如心里一颤。他女儿也十八，正在家学绣花，准备嫁人。

“为何造反？”他定了定神，回到正题。

“为何？”廖观音笑了，笑容里有种超越年龄的沧桑，“大人吃过观音土吗？见过七岁的孩子饿死在自己怀里吗？见过洋神父带着教民，把你家祖坟平了盖教堂吗？”

她顿了顿，声音低下去：

“我们不想造反。我们只想活。”

汪海如沉默。他知道这些都是实情。他来四川三年，见过太多这样的惨状。但他是官，有些话不能说。

“你可知，你害了多少人？”他换了个角度，“跟着你造反的，死了多少？被牵连的，又有多少？”

廖观音直视他：“清军杀的人，比我多十倍。洋教堂害的人，比我多百倍。大人怎么不去问他们，知不知罪？”

汪海如无言以对。

那次提审，持续了一个时辰。廖观音有问必答，不隐瞒自己是“首犯”，但反复强调：“我们反的是欺压百姓的官，是霸占田产的洋人。我们没杀过一个无辜百姓。”

最后，她忽然问：“大人，我弟弟……廖二娃，葬在哪儿了？”

汪海如不知。他只能含糊道：“官府会妥善安置。”

廖观音点点头，没再追问。只是低下头，肩膀微微颤抖——汪海如以为她在哭，但抬头时，她脸上没有泪，只有一种深深的疲惫。

汪海如回去向岑春煊复命时，说了句心里话：“此女……情有可原。”

腊月十二（1月9日），岑春煊亲自提审。

总督驾临，臬司狱如临大敌。从牢房到审讯室，沿途站满持枪卫兵。审讯室里点了四盏油灯，照得亮如白昼，反倒让阴影更显狰狞。

岑春煊坐在太师椅上，穿着便服，手里翻着廖观音的供词。他已经五十多岁，两鬓斑白，但眼神锐利如鹰，那是几十年宦海沉浮磨出来的。

廖观音被带进来时，脚镣拖地的声音在寂静的审讯室里格外刺耳。

她走得很慢——铁镣太沉，伤口太疼。但她努力挺直脊背，抬起头，迎上岑春煊的目光。

两人对视了片刻。

岑春煊先开口：“廖九妹？”

“民女在。”她用了最正式的称呼。

“你可知，按《大清律》，谋反是何罪？”

“凌迟，诛九族。”廖观音答得干脆。

“既知如此，为何还要反？”

廖观音沉默了一会儿。油灯的光在她脸上跳动，明暗交错。

“总督大人，”她忽然换了语气，不再是面对汪海如时的平静，而是一种近乎天真的诚恳，“您出过成都城吗？去过简阳、金堂、华阳那些乡下吗？”

岑春煊皱眉：“本督巡阅州县，自然去过。”

“那您见过佃户交完租子，一家老小啃树皮的样子吗？见过教民仗着洋人势，把同村人逼得跳井的样子吗？见过灾年官府不但不放粮，反而加征‘旱捐’，逼得人卖儿卖女的样子吗？”

她一句接一句，声音不高，但每个字都像钉子：

“我们不想反。是有人不让我们活。”