雪后连续几个晴日，将那场初雪的蓬松与柔软，冻成了坚硬而光滑的铠甲。院子里的雪壳结得厚厚的，踩上去不再是清脆的碎裂声，而是沉闷的“咚咚”声，像踩在实心的、冰冷的鼓面上。屋檐下的冰溜子长得有些骇人了，粗如儿臂，晶莹剔透，尖端悬着始终不落的冰珠，在阳光下折射出七彩的光芒，美丽又危险。空气干冷得仿佛能擦出火星，每一次呼吸，鼻腔里都像有小刀在轻轻地刮。
这样的天气，真正是“猫冬”的时候了。出远门是不用想的，连去村口小卖部打个酱油，都成了需要郑重考虑、全副武装的远征。世界缩小到院墙之内，生活简化成围绕炉火、厨房和卧室的循环。时间仿佛也冻得黏稠了，流淌得极慢，慢到可以看清光影在墙壁上移动的每一寸轨迹，可以数清炉火里一块煤从通红燃成灰白的整个过程。
然而，就在这几乎与世隔绝的寂静里，一种新的期盼，却像地窖里那些沉睡的根茎，在冰封的土地下悄悄地萌动起来——那是对于“外界”消息的期盼。
杨阿姨刚走的那两天，电话信号时断时续，大概是风雪影响了线路。后来信号稳定些，苏念打过两次电话过去，总是说不了几句，信号就滋滋啦啦地模糊下去，只大概知道他们平安到了，城里也下了雪，但不如山里这么大，新生的宝宝有些黄疸，但无大碍。更多细致的状况，电话里说不真切，也不好总打扰。
于是，书信这种似乎已被时代遗忘的联络方式，在这个被大雪围困的冬日，显出了它特有的、沉静而郑重的价值。
周凡先起了头。他找出久未使用的钢笔，灌上蓝黑色的墨水，铺开信纸。信纸是普通的稿纸，带着淡淡的纸张气味。钢笔尖划过纸面，发出“沙沙”的轻响，在这寂静的午后，显得格外清晰。他先写给杨阿姨，询问她一路是否顺利，城里生活是否习惯，儿媳妇和宝宝的具体情况，叮嘱她保重身体，别太劳累，有空就打个电话，或者……写封信回来。写着写着，眼前就浮现出杨阿姨系着围裙在灶台边忙碌的样子，想起她爽朗的笑声和那些充满智慧的念叨，笔下的问候便不由得更加细致、绵长起来。
接着，他又给几位久未联系的、散落在天南海北的老友写信。平时忙于生活，总觉时光匆匆，联系多是靠便捷的短信或即时通讯，三言两语，虽快却浅。如今，被大雪赋予了这大把缓慢流淌的时间，坐在暖和的炉火边，听着水壶的轻吟，心境也沉静下来，便有了细细倾诉和倾听的欲望。他写窗外的雪景，写地窖里的储备，写孩子们堆的雪人和拆旧衣做手工的趣事，写冬日生活的琐碎与安宁，也询问对方城市的冬天，工作的近况，家庭的点滴。笔尖流淌出的，不再是碎片化的信息，而是连贯的思绪和带着温度的情感，仿佛通过这字字句句，与远方的人进行着一场无声的、深度的交谈。
苏念也给自己的父母写了长信。她细致地描述山子水儿在雪天里的样子，描述黏豆包的味道，描述拆解旧衣时孩子们的认真模样，也写对杨阿姨的思念和这个家正在学习独立应对冬天的点滴。信写得很长，字迹娟秀，充满了女性特有的细腻与柔情。写完后，她仔细折好，装进信封，又拿出珍藏的、印着淡雅花纹的信封纸，给信封也“打扮”了一番。
最有趣的是山子水儿。他们听说爸爸妈妈要给远方的杨奶奶和姥姥姥爷写信，也闹着要“写”。苏念便给他们找来了图画纸和彩色铅笔。
山子画了一幅画：一座歪歪扭扭的房子，房顶上积着厚厚的雪，房子前有三个小人，两大一小，旁边还有一个更小的、四脚着地的“东西”（大概是元宝三世），天上画着许多螺旋状的圈圈，表示下雪。他在房子”不会写的字用拼音代替。他还想写更多，但会的字有限，急得抓耳挠腮，最后在纸的背面，画了许多他想象中城里才有的高楼和大汽车，在旁边标注：“城里好？”
水儿的画更富细节和色彩。她用淡蓝色画了雪地，用白色点上许多雪花，在纸中央画了一个戴红帽子的雪人（显然是她和哥哥的作品），雪人旁边，她用褐色画了一棵枝杈上挂着许多橙红色小灯笼的树（那是廊檐下的柿饼）。在画的左上角，她画了一个梳着髻、系着围裙的简笔小人，小人手里端着一个盘子，盘子里是几个圆滚滚的东西（大概是黏豆包）。她还在纸的角落，用红色的笔画了一颗大大的、歪扭的爱心，里面涂得满满的。她不会写字，便让妈妈在旁边帮她写上：“杨奶奶，我们吃豆包了，给你留了。水儿画。”
孩子们的作品，被苏念小心地折叠起来，分别装进写给杨阿姨和她父母的信封里。这些稚拙的图画和文字，比任何成人的问候都更直接、更真挚地传递着思念与爱。
信写好了，但如何寄出去，却成了问题。村邮递员老赵，通常每隔三五天会骑着他的绿色自行车来一趟，但这大雪封山，自行车是绝计骑不了的。周凡打听了一下，据说老赵可能会等雪冻实了，路面能走人了，再徒步送一趟，但那也不知道是几天后了。
这等待投递的过程，反而给这些信增添了一层郑重的色彩。它们被整齐地放在堂屋方桌的正中央，用一块光滑的鹅卵石压着，避免被风吹乱。每天，孩子们都会跑过去看两眼，好像那些信封里装的不是信纸，而是即将飞出去的、长了翅膀的思念。
等待中，周凡开始阅读。他从带来的书箱里，翻出几本一直想看却没时间静心读的书：一本关于北方民俗的散文集，一本植物图谱，还有一本很厚的、讲述古代农业文明史的着作。炉火边，一杯清茶，书页在手中缓缓翻动。窗外的严寒与寂静，成了阅读最好的背景音，让他能够完全沉入文字的世界，与不同的时空、不同的思想对话。读到关于冬季储藏、关于节气习俗、关于人与自然抗争共存的篇章时，他常常会抬起头，看看窗外的雪，看看地窖的方向，或者摸摸身上苏念新织的毛袜，产生一种跨越书本与现实的、奇妙的共鸣。
苏念则在继续她的手工活，同时教孩子们一些简单的缝纫。她从拆出的布块里，挑出大小合适、颜色协调的，教山子水儿如何用大针脚把它们拼接起来。山子缝得歪歪扭扭，针脚忽大忽小，但他极为认真，抿着嘴，眼睛紧盯着针尖，仿佛在完成一项了不起的工程。水儿手更巧些，能大致沿着画好的线缝，虽然也慢，但针脚均匀了不少。他们合作的第一件作品，是一个给元宝三世的小垫子，用深蓝色和灰色的旧绒布拼成，虽然接缝处鼓鼓囊囊，形状也不甚规整，但铺在元宝三世的窝边，大狗立刻好奇地走过去，嗅了嗅，然后满意地趴了上去，还把下巴搁在垫子边缘，那模样逗得大家都笑了。
这小小的成功极大地鼓舞了孩子们。他们又开始筹划给娃娃做小被子，甚至商量着要给爸爸缝一个笔袋（虽然周凡早已不用钢笔袋）。愿望很大，手艺却需慢慢磨练。苏念也不着急，任由他们兴致勃勃地设计、裁剪（用报纸先练习）、缝纫，失败了就拆掉重来。炉火边，常常看到两个孩子头碰头，小声争论着该用哪块布，或者举着扎了自己手指的针，委屈地让妈妈“吹吹”。这些充满稚气与热忱的场景，让冬日的室内生活，充满了生动而温暖的质感。
就在信写好后的第四天下午，院门外传来了踩雪的“嘎吱”声，和一声熟悉的、拖长了调的吆喝：“周老师在家吗？有信——！”
是邮递员老赵！他竟然真的来了！