德里火车站在晨雾中显得陈旧而庞大，砖石结构的站房是英国人三十年前建的，拱形窗户上的彩色玻璃碎了几块，用木板胡乱钉着。

月台上挤满了人，士兵，官员，搬运工，还有等着接亲友的平民。

哈里斯站在贵宾通道口，看着那列从孟买方向开来的专车缓缓进站。

车头喷着白汽，轮子在铁轨上摩擦出尖利的声响，最后停稳时，车厢的门正好对准铺了红毯的通道。

车门打开，周明第一个走下来。

他穿着深色中山装，没戴帽子，头发梳得整齐，脸上带着那种外交官惯有的、温和但保持距离的微笑。

身后跟着几个随员，有穿军装的，有穿西装的，都提着公文包，脚步很快。

陈峰迎上去，两人握手。哈里斯站在两步外，等他们寒暄完，才上前敬礼。

“周先生，一路辛苦。”

“哈里斯主任。”周明伸出手，握手很有力，但很快松开，“陈峰在电报里说了，德里最近不太平。你做得不错。”

“分内之事。”

一行人走向车站出口，士兵在两侧警戒，平民被拦在警戒线外，伸着脖子看，小声议论。

周明走得不快，边走边看车站的环境。

破碎的玻璃，脱落的墙皮，地上没扫干净的垃圾，他的表情没什么变化，但跟在他身后的一个年轻随员在本子上记录着什么。

“车站该修了。”周明说，“德里是印度的窗口，车站是德里的脸面。脸面破了，不好看。”

“已经列入市政厅的修复计划。”陈峰说，“下个月动工，工期三个月。”

“太慢。一个月。从孟买调工程队，三班倒。钱从特别经费里出。”

“是。”

走出车站，车队已经等在门口。周明坐进第一辆车，陈峰跟上。哈里斯坐在第二辆，和那个记录的年轻随员一起。车子发动，驶向德里城区。

“我叫杨帆，周先生的秘书。”年轻人主动开口，普通话带点南方口音，“您就是哈里斯主任？我读过您的报告，很详细。”

“谢谢。”

“辛哈的事，周先生很关注。一个合作商人，死在治安所，虽然事出有因，但影响不好。

葬礼的安排，您要多费心。要让德里工商界看到，和我们合作，活着有利益，死了有哀荣。这样，才有人继续合作。”

“明白。葬礼安排好了，明天上午十点，市政厅礼堂。工商界代表都会到场，媒体也会报道。

抚恤金给了，他儿子上学的事安排了，他名下的资产，除工厂外，都留给家人。该做的都做了。”

杨帆点点头，在笔记本上记了几笔。

车子驶过德里街道，街道已经清理过，但墙上的弹孔还在，有些用石灰草草抹了，像一块块白色的补丁。

周明那辆车开得不快，车窗摇下一半，他在看街景。

街上的行人，店铺，摊贩，还有巡逻的士兵。一切都在他眼睛里，被记录，被分析，被评估。

“新工厂今天开工？”杨帆问。

“上午十点开工典礼，现在应该已经开始生产了。”

“周先生要去看看。还有粮仓，仓库，医院，学校。德里现在的情况，他要亲眼看看。报告是报告，现实是现实。有时候，两者差很远。”

哈里斯没说话。他看着窗外，看着那些在晨光中为生计奔波的德里人。

他们有的在排队买粮，有的在赶路上工，有的在街边摆摊。

每个人脸上都有一种表情，不是快乐，不是悲伤，是一种被生活压得太久后的麻木，和在这麻木