大将军卫青沉吟道：“陛下，吴起之‘德’，或非仅指个人私德，更指治国之德政。其言‘在德不在险’，是告诫君主当修明政治，使内部稳固，而非倚仗山川险阻。观其在楚变法，‘明法审令，捐不急之官，废公族疏远者，以抚养战斗之士’，正是修‘强国之德’，增强国力军力。然其个人操守有亏，杀妻、不奔母丧，授人以柄，使反对者能以‘私德有亏’攻讦其‘公德’（变法），最终孤立无援。可见为政者，公私德行皆需谨慎，至少不能予人重大口实。”

大司马霍去病道：“舅父所论甚是。然去病以为，吴起最大价值，在其军事才能与治军之法。‘与士卒最下者同衣食’、‘亲裹赢粮’、‘为卒吮疽’，此等与士卒同甘共苦之举，虽有其收买人心之嫌，然实效显着，士卒乐为效死。为将者，能得士卒死力，便是最大成功。至于其个人道德瑕疵，于战胜攻取而言，或非关键。陛下用人，当重其才，用之以建功立业；至于其私德，只要不碍公事，可不必苛求。如吴起者，用其长而御其短，足矣。”

刘彻微微颔首：“卫霍二卿之言，皆有所本。吴起之才，确在军政。其个人行事，酷烈寡恩，然非沉溺私欲之庸辈，其目标在功业。此类人，可用以开拓、攻坚、变法。然需置于适当位置，予以足够信任与支持，同时需有制衡，防其行事过激，或权柄过重。魏楚两国，皆未能妥善处理此点。朕观吴起事，更觉用人之道，贵在知人善任，明察长短，既要用其锋锐，亦要控其轨迹，不使伤人伤己。至于‘在德不在险’，此言当与‘国虽大，好战必亡；天下虽安，忘战必危’并思之。修德与强兵，不可偏废。”

**唐，贞观年间，太极殿。**

李世民与群臣观天幕，皆感慨良多。李世民道：“吴起一生，功过昭然，堪为将相镜鉴。诸卿且畅议。”

房玄龄道：“陛下，吴起可谓悲剧性英雄。其才兼将相，能富国强兵，然性格刚愎，行事极端，树敌无数。杀妻求将，虽显其决绝，亦丧尽人伦，此其一失；母死不奔，断绝师生，此其二失；与田文争功，显露其骄矜与政治幼稚，此其三失；在楚变法，操切激进，未能妥善安置被削权益之贵族，埋下杀身祸根，此其四失。然其军事才能、与士卒同甘共苦之风、‘在德不在险’之论，又确有不朽价值。此人集大才大过于一身，令人扼腕。”

魏征肃然道：“陛下，臣以为吴起之失，首在无‘仁’心。杀妻、不奔母丧，是无亲亲之仁；驱士卒赴死（虽手段高明），是无爱人之仁；废公族而不予生路，是无宽厚之仁。其人纯以功利为驱动，虽能收一时之效，然根基不牢，一旦失势，则墙倒众人推。为政者，虽需权术法度，然若无仁心为本，则法为苛法，术为诡术，终难持久，必遭反噬。此孔子所谓‘导之以政，齐之以刑，民免而无耻；导之以德，齐之以礼，有耻且格’。吴起之政，近于前者。”

李靖从将略角度言：“陛下，吴起为将，确有非凡之处。其与士卒共苦，乃至吮疽，非寻常将领所能为。此等行为，固然能极得军心，然亦须警惕，是否流于权术，是否可持续。为将之道，在威信并立，恩威并施。吴起过于偏重‘恩’（同甘苦）与‘威’（驱死战），而‘信’（赏罚信明）与‘律’（军纪严整）方面，天幕未多着墨。然其战绩彪炳，足证其统御之能。至其‘在德不在险’之论，实为国家安全之至高见解，后世为将镇守边关者，当时时谨记，不可徒恃险要。”

李世民颔首：“诸卿所论，深中肯綮。吴起其人，可叹可惜。其才足为帝者师，其行足为世人戒。用人之道，当取其长而弃其短，然如吴起这般长短皆极鲜明者，用之实需大智慧大魄力。魏文侯能用其长，魏武侯不能容，楚悼王能用而不能保，皆缘于此。朕与诸卿，当以史为鉴，于选用人才、推行政策时，既需果决，亦需周全；既重才干，亦察心性；既求事功，亦固根本。传旨史馆：修前代史时，于吴起列传，当详加评议，既彰其功业才略，亦明其缺陷教训，以为后世君臣将相之鉴。”

**宋，太祖朝，崇政殿。**

赵匡胤观天幕，久久不语，而后对赵普等道：“吴起，大才也，然大戾也。用之可强国，亦可速祸。卿等以为，本朝当如何对待此类才高而性酷、能干事亦能惹事之人？”

赵普沉吟道：“陛下，吴起之类，非常人可用。须有雄主在上，明察其才，坚信用之，且能驾驭其刚烈之性，庇护其免受谗言，同时以他制或他法缓其政策之烈度，抚平反对之浪。否则，如魏武侯之疑、楚悼王之早逝，皆成祸端。我朝立国，重文治，讲纲常。吴起杀妻、不奔母丧之行，断不容于礼法。然其军政之才，尤其是‘在德不在险’之论，于防边安邦，大有启迪。故对此类人，或许不应求全责备，但必须置于严密框架之下，用其才于特定领域（如边镇军务），而不令其总揽朝政，涉足制度变革根本。”

石守信道：“陛下，末将看那吴起带兵，是真有一套。当兵的肯为他死，这不容易。咱们军中，也要讲爱兵如子，同甘共苦。但像吸脓疮这种事……有点过了，也未必真需要。关键是赏罚公平，让士卒觉得跟着你有奔头。吴起能让士卒觉得跟他有奔头，甚至不惜死，这是本事。至于他个人品德，那是另一回事。咱们选将，首要还是看能不能打胜仗，能不能服众。”

王审琦道：“吴起在楚变法，触动贵族太深，自己又没有牢固根基（非楚人，依赖悼王一人），所以悼王一死，他就完了。可见改革之事，尤其是削权益、强公室之事，需有步骤，有策略，有缓冲，不能一味用强。还得有自己人，有支持的力量。否则，就算一时成功，也难持久。”

赵匡胤点头：“你们说得都有理。吴起是一面镜子，照出用才之难、改革之险。咱们大宋，要安稳，要长久。对于特别有才但性子烈、主意大的，可以用，但要放在合适位置，给明确规矩，既让他发挥作用，又不让他捅出大娄子。至于改革，要慎重，要慢慢来，多商量，不能像吴起那样雷厉风行却不管身后洪水滔天。传旨枢密院、中书门下：将吴起事迹列为鉴戒案例，令文武大臣细读深思，尤其要结合本朝情势，讨论如何选用特殊人才、如何稳妥推进革新。”

**明，洪武朝，南京奉天殿。**

朱元璋看着天幕，脸色阴沉。“吴起这厮，毫无人性！杀妻求官，不奔母丧，禽兽不如！给士兵吸脓，看似仁义，实是收买人心，让士兵为他送死！那当兵的娘说得明白，吸了他爹的，他爹就战死了！这等酷吏枭雄，虽有本事，咱大明绝不能用！谁敢学他，咱剥了他的皮！”

李善长忙道：“陛下息怒。吴起行事，确属骇人听闻，为礼法所不容。然其‘在德不在险’之言，不无道理。其变法强楚，亦有可参之处。只是其人其法，过于严苛激切，终酿惨祸。我朝立国，陛下圣明，以仁德治国，以礼法束下，自不会出此等酷烈之人，行此等极端之事。”

刘基（伯温）则道：“陛下，吴起之例，可资深戒者多矣。其一，用人重德，不可只看才干。无德之才，如利刃无鞘，伤人伤己。其二，改革需顺势渐进，不可强推激变。吴起废公族，若能徐徐图之，给予出路，或可减少阻力。其三，为君者，于倚重之能臣，需善加保全，既要用之，亦要防其过激，更要调和朝野，使其政策得以延续。吴起悲剧，君上亦有责。陛下乾纲独断，明察秋毫，自能驭下有方，使才德兼备者各尽其用，无此等弊。”

朱元璋冷哼一声：“伯温说得委婉。咱看，这吴起就是没遇上好主子，自己也不是好东西。那魏文侯、楚悼王，用他也不过是把他当刀使，用完了或者用不着了，也就扔了。他自己呢，为了功名，什么都干得出来，最后死无全尸，也是报应。咱大明，不兴这一套！告诉所有官吏将士：忠于朝廷，爱护百姓，严守礼法，自然有你们的功劳位置。谁敢学吴起那些歪门邪道，杀妻害母，收买人心，咱绝不轻饶！至于治国用兵的道理，该学的学，但要知道根本是仁义忠孝！把吴起这段，编进《大诰》案例里，让天下人都看看，无德有才是什么下场！”

**清，康熙朝，乾清宫。**

玄烨与皇子、大臣观天幕。玄烨道：“吴起事迹，纷繁复杂，毁誉参半。历来论者甚多。尔等今日观之，有何新得？”

皇子胤礽（太子）道：“皇阿玛，儿臣以为，吴起可称‘法家名将’。其行事，重功名，轻人情；其治军，重效用，善激励；其治国，重法制，强公室，弱私门。此皆法家精神体现。然法家之弊，在其刻薄少恩，忽视教化与人心凝聚。吴起个人品德缺陷，加剧了此弊。故其在魏能建功而难以久安，在楚能强兵而终致身死。可见纯任法术，虽可收效于一时，难维系于长久。为政者，当如圣祖仁皇帝（康熙）所训，宽严相济，德法并重。”

皇子胤禛（雍正）沉稳道：“太子所言，点出法家特性。儿臣更留意吴起之‘术’。杀妻求将，是自污以取信之术；吮疽，是结纳士卒之术；与田文争功，是直白显露权欲之术；在楚变法，是集权强国之术。然其术多而乏‘道’（根本原则）指引，亦缺乏更高明的‘势’（营造有利态势）之运用，故处处碰壁，终至惨败。驾驭此类能臣，君上需有更高明的‘君术’与‘势道’，既用其才，制其弊，导其向，方能使之为国利器，而非祸乱之源。”

大学士张英道：“两位皇子殿下所论精辟。从史传文章看，司马迁写吴起，将其与孙子、商君并列，载入‘列传’，详述其功过，不加讳饰，正是‘实录’精神。其笔下吴起，形象复杂鲜明，令人读之难忘。天幕此番呈现，基本依据《史记》，使万朝得睹此人全貌。读史者当于此等复杂人物处，细思人才之用、改革之艰、德才之辨等永恒议题。”

玄烨颔首：“吴起事，确是一部鲜活教材。其才其过，皆足为后世鉴。我朝治术，融汇满汉，参酌古今，自不会如吴起那般偏激。然其强兵、明法、重实绩之精神，于整饬吏治、巩固边防，不无启发。至于其个人悲剧，更警示君臣之际，信任、沟通、调和之重要。传旨上书房、尚书房：以吴起为题，命诸皇子、近支宗室及侍读学士各撰一文，论述其得失及于今之鉴戒，择优存录。另，命兵部将吴起治军之法，择其可采者（如与士卒同甘苦），融入操典讲章，然需剔除其权术色彩，强调将领忠君爱兵之本分。”

**清，乾隆朝，武英殿。**

弘历与纪昀、刘墉、阿桂等观天幕。弘历道：“吴起一生，波澜壮阔，争议千古。纪昀，你博通典籍，历代于此人评价，可有何要论？”

纪昀躬身：“皇上，历代论吴起，大抵围绕‘才’与‘德’、‘功’与‘过’展开。儒家多斥其无德，法家或赞其功烈，兵家重其韬略，史家叹其遭遇。如《荀子》讥其‘欺世盗名’；《韩非子》引其法；《史记》详载而寓褒贬；《资治通鉴》叙其事而引‘臣光曰’评其‘以刻暴少恩亡其躯’。我朝编纂《四库》，于子部兵家类收《吴子》（托名），于史部列传载其事迹，于集部收历代评议，呈现其多元面貌。天幕所述，正是此多元评价之核心事实。”

刘墉道：“臣每读吴起事，感其才气纵横，而悲其性情缺陷。若其能稍敛锋芒，懂些进退周旋，或不止于此。然历史无如果。其事迹之价值，在于提供了极端案例，使后世于用人、治军、改革、乃至个人修养等诸方面，皆可得深刻教训与启发。尤其‘在德不在险’之论，超越时代，于治国者永具警醒意义。”

阿桂道：“从实务角度，吴起之军事才能与治军方法，确有可学之处。然其成功依赖于极端个人魅力与手段，难以复制，亦难制度化。后世名将，更多靠纪律、训练、谋略、装备。其变法亦然，过于依赖君主个人支持与高压手段，缺乏制度性安排与利益补偿机制，故人亡政息。此于任何改革，皆是重要鉴戒。”

弘历道：“诸卿剖析透彻。吴起其人，已成历史符号，象征才德冲突、改革风险、君臣际遇之复杂。我朝右文治世，重德重礼，自不取吴起之行。然其强兵富国、居安思危之精神，当汲取之；其刻薄寡恩、激进树敌之教训，当深戒之。传旨：将历代关于吴起之重要评议及天幕所述事迹，择要编入《御批历代通鉴辑览》相关章节，并附按语，阐明才德关系、改革方略、驭下之道等要义。另，命国子监、八旗官学以此为例，策问肄业生徒，以考其史识与器局。”

天幕清光，在万朝或鄙其行、或叹其才、或析其法、或鉴其祸的纷繁议论中，缓缓隐去。吴起那充满矛盾与张力的一生，连同他冷冽的刀锋、炽热的功名心、与士卒同苦的温情、以及终被乱箭穿身的惨烈，皆化为文字，沉淀于历史，亦激荡于万朝人心。

战国当代的震惊与反思；秦朝对其法术的审视与对德行的强调；汉初对其复杂性的初步认知；汉武帝时期对才德关系的辩证思考；唐代系统的功过剖析与为政借鉴；宋代对其使用与控制的谨慎态度；明代对其道德缺陷的严厉批判与排斥；清代多元的学术梳理与统治术的引申。

天幕如同一个高悬的透镜，将吴起这个历史人物放大、剖析，置于不同时代的价值观与政治需求下进行检视。每一次呈现，都是对历史的一次重读，也是对当下的一次映照。史官们照例记录“天幕现吴起事”，而关于才干与品德、功业与手段、改革与稳定、君主与能臣的千古难题，也随着吴起故事的这次跨时空回响，在万朝的天空下，继续着其未有终局的思辨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