那晚我穿梭在十几个包房间。灯光忽明忽暗，音乐时而舒缓时而激烈。我借着包房里微弱的光亮，在嘈杂声中辨认客人的要求，在单子上写下“科罗纳经典×6”、“科罗纳轻怡×12”。包房里永远是相似的场景：抽着烟的男人们，依偎在他们身边的年轻女孩们，桌上堆满的酒瓶和果盘。耳朵里灌满了各种声音的混合——音乐、娇笑声、玻璃碰撞声。

凌晨一点，音乐换成舒缓的蓝调。灯光调亮了些，空间显得清晰了许多。喝得东倒西歪的客人搂着女孩们走出包房，有的直接去了楼上酒店，有的在门口拉拉扯扯。我换好衣服，拿着自己那叠底单走出后门。

老卢的车停在路边。他靠在车门上抽烟，看见我，把烟掐了。

“累了吧？吃点东西吗？”车子启动后他问。侧脸被窗外流转而过的霓虹光影映得明暗不定。

“不饿，就是困。”我把头靠向冰凉的车窗玻璃，闭上眼睛。

车子在凌晨的寂静中行驶，轮胎摩擦路面发出持续的沙沙声。城市的后半夜空旷而疏离。

我闭着眼，身体随着车行微微晃动。过了一会儿，感觉到他伸出手——掌心轻轻托住我的脸颊，将我靠窗的头慢慢拨过去，枕在他肩上。调整好姿势后，他的手向下滑落，覆在我搭在腿上的手背，然后整个握住，包进掌心。那手掌宽厚，温热，干燥。我没有睁眼，只是指尖在他掌心里轻轻蜷缩了一下，然后便放松下来，任由他握着。

日子就这么一天天铺展开来。白天我去化妆学校上课，晚上在金鼎开单子。刘婕有时下班会来学校门口等我，傍晚时分，我们并肩坐在公交车上，看窗外流动的街景。她会叽叽喳喳说单位的事，我大多听着，偶尔应一声。

三月，北京的杨絮开始飘了，白蒙蒙一片。化妆学校的课程进入实操阶段。教室里有二十几个头模，我们就在那些苍白的脸上练习。林老师踱步巡视，偶尔停在我身后。那天我在练习粉底晕染，边界总是处理不柔和。她站了很久，然后俯身，手指很轻地在我握着海绵的手背上带了一下：“力度要匀，不是擦，是按压。”她的手指干燥温暖，那一下轻触却让我记住了手感。

四月，课程更难了。发型设计、年代妆、特效伤妆。我带着厚厚的笔记回宣武门的小屋，反复研究那些步骤图。

五月，天气彻底暖了，单衣外面套件外套就够。我开始带着刘婕去一些小的影楼试妆。她的眉毛生得浓密野生，带着一股不服管束的劲儿。我总舍不得下狠手修掉太多，怕破坏了那种独特的气质。第一次面试在一家老式婚纱影楼，空气里有陈旧的布料和灰尘味道。我紧张得手抖，给刘婕画眼线时笔尖颤了一下，尾巴拖出了一点不自然的弧度。对方是个四十多岁的女主管，她凑近看了看，什么也没说。

六月，化妆学习进入最后阶段。毕业考核是随机抽取模特，完成一个完整的新娘妆。我抽到的女孩眉眼间距很近，颧骨偏高，标准的新娘妆模板在她脸上显得局促。我放弃了常规的大面积眼影，改用细腻的珠光提亮内眼角，拉长眼线但不下垂，眉毛修得比平时细一些，但保留了自然的弧度。用了整整三个小时。交作品时，林老师仔细看了很久，用手指轻轻抬起模特的下巴，左右端详，然后点点头：“有想法。知道扬长避短。”

毕业那天，她送我到教室门口，手掌在我肩上按了按，力道不轻不重：“你很有天赋，手稳，审美也在线。直接去面试吧，肯定能行。”我捏着那张结业证书，纸质很轻，却觉得手里沉甸甸的。走出教学楼，下午的阳光很好，我站在台阶上，有那么一瞬间，觉得前路清晰可见。

七月来了，北京进入一年中最闷热粘腻的时节。蝉鸣从早响到晚，空气像是浸满了水的棉絮，沉甸甸地压在胸口。我正式开始四处面试。

我买了各种报纸——《北京晚报》《精品购物指南》《人才市场报》，用红笔仔细圈出每一个招聘化妆师或影视助理的信息。宣武门小屋那张小桌上，很快堆起了剪报和打印的招聘启事。

我带着刘婕去的地方多了些。有装修豪华的婚纱影楼，水晶吊灯亮得晃眼；有藏在写字楼里的刚成立的摄影工作室；还有一个给某部民国题材，电视剧招跟妆的小公司，办公室里堆满了戏服和头套。刘婕每次都乖乖坐着当我的模特，她的眉毛问题在每次面试后都会被提及。我解释的话术从一开始的“模特的眉毛条件比较特殊”，慢慢变成了“这种眉形其实很有个人特色，可以打造差异化”。但效果差不多。对方总是微微蹙眉，最后客气地说：“好的，请回去等通知。”

手机大部分时间安静地躺在包里。偶尔它震动了，我心口会跟着一跳，匆忙掏出来看——屏幕亮起，有时是李元昊的名字，他问我什么时候有空吃饭；有时是家里来电，问近况如何；更多的是陌生的推销号码。从未出现过任何一个我日夜盼望的、来自某个剧组或机构的号码。

希望像烈日下的水渍，一天天蒸发。我开始怀疑自己了。站在宣武门午后喧闹的街边，我看着手里那些被汗水浸湿的报纸碎片，上面的招聘信息字迹模糊……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