2002年，我的本命年。

真应了那句老话，流年不利。年初那场惊心的意外才勉强收场，另一件事便接踵而至——老卢的签证下来了。

他被英国那所学校录取。消息传来时，他对着电脑屏幕，先是一怔，随即脸上缓缓绽开一种近乎陌生的、明亮的光彩。那光彩甚至驱散了他眉眼间惯有的倦意。

我看着他，心里像打翻了五味瓶，震惊、惘然、一丝微弱的替他高兴，还有更多沉下去的冰凉，最终只化作一句：“恭喜！”

日子忽然被按下了快进键。签证、体检、订机票、收拾行囊……他忙得有条不紊，每一步都透着尘埃落定的急切。我则在一旁看着，像个局外的旁观者。表面维持平静，底下却汹涌着告别的惶恐与清晰的、被抛下的凉意。

七月十八日，我送他去机场。国际出发大厅人潮汹涌。他托运了那两个巨大的行李箱，回过身，手里只剩一个轻便的背包。我们站在安检口外。

时间到了。他看着我，嘴唇动了动，想说什么，最终只是伸出手，轻轻拍了拍我的肩膀，“我到了会给你发邮件。”他说，声音努力维持着一贯的平稳。

我点点头，抿着嘴，一个字也挤不出来。

就在他彻底转身、走向安检通道的那一刻——毫无预兆地，眼泪夺眶而出。瞬间模糊了视线。我没有去追，僵直地站在原地，看着那个熟悉的背影在人流中越来越小，最终彻底消失。

那一刻的眼泪是真实的。为一个羁绊了近三年的男人，为一段彼此取暖又终究寂灭的关系，也为仿佛随之被带走一部分的、不知所措的自己。

他走了。世界好像突然被抽走了一层稳定的底噪，变得空旷。

我急匆匆回到网吧，手有些抖地输入他留给我的邮箱地址。起初几天，我像得了强迫症，频繁刷新空空如也的收件箱。没有任何新邮件。后来，我就不怎么看了。再后来，不知是记忆出错还是系统问题，密码怎么输入都不再正确。重置流程繁琐，需要回答密保问题，明明就是那些答案，却怎么都不对。

几次徒劳尝试后，我盯着屏幕上“密码错误”的提示，忽然感到一阵深切的疲惫。那根还没来得及等来风的、细细的风筝线，就这么无声无息地，自己先断了。

关于他此后的一切，都成了与我再无交集的平行宇宙。他像一颗投入深水的石子，曾在我生命里荡起过不容忽视的涟漪，然后便沉入他自己的航道，再无音讯。

在他离开前，给我留了三万块钱。用一个最普通的牛皮纸信封装着，他轻轻推到我面前的茶几上。

他说得很平静：“我过去，一年预算就二十万。交了学费和房租，只够我自己第一年最基本的生活。安定下来，我必须马上去找兼职。”他顿了顿，目光落在我脸上，那双总是理智的眼睛里流露出一丝复杂的、近乎恳切的规劝，“乔，这些你拿着。你要不就回老家吧，到年纪了，该找个人嫁了，过点安稳日子。要不然，”他加重了语气，“就真的为自己做点什么。你眼光好，哪怕去租个小摊位卖卖衣服，你不能再这样……一直漂着。”

我听着，眼泪毫无征兆地又涌了上来。这次不是因为不舍，而是因为这番话里赤裸裸的、令人无处躲藏的现实。

我伸出手，搂住了他的脖子，把脸深深埋进他肩头，眼泪迅速浸湿了衬衫。我一直在哭，只有眼泪，无声地、凶猛地流着。他身体僵了一下，然后手臂轻轻环住了我，没有更紧，只是那样虚虚地环着。

那个装着三万块的牛皮纸信封，最终还是被我收了起来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