周远立刻进行信号放大和降噪处理。

那是一段极短的哼唱，不成调，像一个孩子在无意识地哼着歌。

他将这段音频导入声纹比对数据库，当匹配结果弹出的瞬间，他的瞳孔猛地一缩。

匹配度78%，来源：苏棠，年龄：6岁。

录音文件来自二十年前市福利院的一段存档影像资料。

周远的心跳漏了一拍。

他立刻切断了正常的监测流程，开始沿着77.4兆赫的物理线路进行逆向排查。

信号的源头指向了城市边缘一个早已废弃的水泵房。

当他赶到那里时，只看到一个被撬开的信号发射器，主机板被雨水泡得彻底报废。

但那个外接的、本应储存着异常信号源数据的存储卡，卡槽却是空的。

有人比他先到一步，取走了关键的证据。

周远在潮湿的空气中站了很久，最终只在维修日志的最后一页，用铅笔画下了一个潦草的蝴蝶图案。

他撕下那一页，折好，塞进一个牛皮纸信封，没有写收件人，只在投递地址栏写上了“市心理健康支援组信箱”。

与此同时，裴溯的办公桌上，一份来自市教育局的红头文件正静静地躺着。

这是一份关于“城市记忆教育试点”项目需要补充法律背书的通知。

作为市里最年轻的法务顾问，这本是一件程序化的工作，他可以直接引用已公开的提案内容，十分钟就能完成。

但他没有这么做。

他关掉手机，拒绝了所有的会客，枯坐了整整一个下午。

黄昏时分，他重新打开电脑，新建了一个文档，标题是：《关于未成年人参与公共记忆建构的程序正义与权利指引》。

他逐字逐句地敲打着，推翻了所有现成的模板，用一种近乎偏执的严谨，重新构建着法理逻辑。

在文件的第三章第七条，他特别增设了一个条款，一个在现有法律体系中从未有过的概念——“匿名表达权”。

条款写道：在不触及公共安全及他人合法权益的前提下，未成年人有权以匿名或符号化的方式，对公共记忆进行补充、修正和表达，其表达内容应受保护，不得被强制溯源或定义。

递交这份远超要求、甚至有些“出格”的文件时，他在附言栏里只留下了一句话：“有些声音，在被听见之前，本就不该被提前定义。”

三天后，苏棠将展览剩余的画作和材料转交给了城西的一家社区中心。

她向负责人提议，在这里设立一面“流动名字墙”，让那些没有机会参与展览的孩子也能留下自己的声音。

负责人面露难色，经费是个大问题。

苏棠的解决方案很简单：“管理成本，可以用附近中学学生的课后志愿服务来抵偿。”

提议通过了。

又过了三天，在社区中心那面新粉刷的涂鸦墙上，出现了第一行字。

不是用蜡笔，而是用最普通的白色粉笔，字迹清秀而坚定。

“我叫陈默，我记得林小遥。”

这句话像一颗投入水中的石子，在寂静的墙面上漾开了一圈无形的涟漪。

夜已深。

苏砚完成了所有的收尾工作，准备离开解剖室。

在关上门的最后一刻，她像是被一种莫名的力量牵引，习惯性地回头看了一眼。

她的目光凝固了。

那张矮凳上，她三天前放下的那支全新的绿色蜡笔，只剩下了半截。

另一半的碎屑散落在凳子下方的地面上，像是被谁用力地掰断了。

她的呼吸一滞，缓缓走回去，弯腰拾起其中最大的一块碎屑。

就在她准备将它扔掉时，一个微小的细节刺痛了她的眼睛。

在蜡笔断裂的笔芯横截面上，有几道极其细微、几乎要用放大镜才能看清的刻痕。

那不是意外的划伤，而是用针尖之类的东西，刻意为之。

她将碎屑凑到灯下，指尖因为用力而微微发白。

那几个由刻痕组成的字，是反向的，如同镜子里的倒影。

她辨认了很久，才终于读懂了那两个字。

苏棠。

苏砚的指尖开始无法控制地颤抖。

她猛地拿出手机，通讯录里那个熟悉的名字在屏幕上闪烁。

她深吸了一口冰冷的、混杂着消毒水气味的空气，终于按下了拨号键。

电话接通了，听筒里传来妹妹熟悉的声音。

“姐？”

苏砚紧紧地捏着那块蜡笔碎屑，指甲几乎要嵌进掌心。

她听到自己的声音干涩而紧绷，像一根即将断裂的弦。

“明天……来解剖室一趟。”