几天后，他没有发布任何调查通告，而是向市司法局的内部期刊提交了一篇学术论文，标题是《关于公共记忆空间与执法机构共存的法理边界探讨》。

论文中，他巧妙地避开了“解剖室”这个敏感词，转而引用了图书馆“流动名字墙”作为城市情感教育试点的巨大成功，旁征博引，论证了在特定条件下，“仪式性表达”并不等同于“破坏性行为”。

在论文的最后，他附上了一句并非学术语言的按语：“当法律开始追问谁有权悲伤，它就已偏离了初衷。”

广播线路的维护员周远也发现了自己的“异常”。

他负责监测全市的应急广播信号，最近，他发现其中一条线路的信号频率总有0.3秒的微弱波动，像一粒微尘掉进了精密的齿轮。

起初他以为是设备老化，但在进行深度频谱分析后，他捕捉到了那段空白音频里隐藏的东西。

那不是电流噪音，而是被压缩到极致的人声，经过数次降噪和慢放，他听清了。

那是不同孩子的声音，用气音录下的短句：“我叫李响，我还活着”、“我叫王小帅，我还活着”……一个接一个，像一场无声的点名。

周远坐在仪器前，沉默了许久。

他没有向上级报告这个“故障”，更没有修复它。

相反，他花了一个通宵，改装了信号接收器，编写了一个小程序，让这些微弱的音频片段只在每年清明节、儿童节和几个特定的日子，自动混入广播信号，循环播放。

他在当天的维修日志本上，新添了一行字：“声音不在大，而在有人听。”

所有的线索，最终都汇集到了苏砚这里。

她召集了心理支援组与技术科的负责人，召开了一场闭门会议。

会议议题只有一个：是否将解剖室的“留言系统”正式纳入“城市记忆工程”的协作网络。

话音刚落，立刻有人提出反对，理由很充分：“法医场所是追求绝对理性和客观的地方，不应该被情感化，这是对逝者和科学的双重不尊重。”会议室里陷入了僵持。

一直沉默的苏砚，缓缓站起身，目光扫过每一个人。

这是她第一次在正式会议上，用非工作的语气开口，声音不大，却带着千钧之力：“七年前，我在这里，丢了一个人。现在，有人用蜡-笔-把-她-找-回-来-了。”她一字一顿，清晰无比，“这不算破例，算补课。”

整个会议室鸦雀无声。

当天深夜，苏砚独自一人留在解剖室。

她打开紫外线灯，在那片蓝色星海的边缘，用一支不知从哪里找来的蜡笔，写下了一行字：“谢谢你们替我说话。”

第二天清晨，她像往常一样走进解剖室，习惯性地用紫外线灯扫过台面。

在她写下的那行字：“姐姐，轮到我们守护你了。”

苏砚的眼眶瞬间湿润。

她没有擦拭掉任何痕迹，也没有拍照留存，只是静静地站了很久。

最后，她找到了那支被孩子们传来传去、写满了无形刻痕的绿色蜡笔，小心翼翼地将它放进一个证物袋，封存进档案柜。

标签上，她亲手写下：“物证编号SY05，归还日期：未知。”

她没有去调阅完整的监控，但系统自动截取了异常进入的片段。

回放画面显示，深夜悄悄潜入解剖室的，是一个穿着实习制服的瘦弱身影——正是夏鹿。

她的手中，紧紧握着半截短小的绿色蜡笔。

城市上空的云层开始无声地堆积，空气变得粘稠而沉重，带着雨水来临前特有的泥土腥气。

远方的天际线，一道微弱的闪电划破了浓重的铅灰色，却没有传来雷声，仿佛一个巨大的秘密正在无声地酝酿。

沉闷的压抑感笼罩着整座城市，像是一场风暴前最后的、令人窒息的平静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