陆时衍接过U盘,握在手心里。
“你为什么要等到现在?”他问。
薛紫英看着他,眼睛里的红更深了。
“因为苏砚。”她,“我今天在停车场看见她站在你旁边。她看你的眼神——”
她停了一下。
“怎么了?”
“和当年我看你的眼神一模一样。”薛紫英的声音突然变得很轻,轻得像是怕惊动什么。“我不想她变成我。”
陆时衍的手指在U盘上收紧了一些。
“她不会变成你。”他。
“我知道。”薛紫英站起来,理了理风衣的领口。“她比我硬气。她爸被人害成那样,她一个人撑了这么多年,把公司做到现在这个规模。换了是我,我做不到。”
她走到玄关,弯腰换鞋。动作很慢,像是在拖延什么。
“陆时衍。”
“嗯。”
“对不起。”
这三个字从她嘴里出来的时候,声音是哑的。不是那种演戏的哑,是真的有什么东西堵在喉咙里,怎么都咽不下去。
陆时衍站在客厅里,看着她的背影。风衣很大,罩在她身上,显得人格外瘦。肩膀窄窄的,脊椎的轮廓透过衣服也能看见,一节一节的,像是一串被串起来的珠子。
“你接下来打算怎么办?”他问。
薛紫英直起身,把换下来的拖鞋摆好,和鞋柜上那双男士皮鞋并排放着。
“离开这里。”她,“去一个导师找不到我的地方。把这些年的事好好想清楚。”
“他不会放过你的。”
“我知道。”薛紫英拉开门,夜风从门缝里灌进来,吹得她头发飘了一下。“所以我需要你赢。你赢了,他就没有力气来追我了。”
她回头看了他一眼。
那个眼神很复杂。有愧疚,有释然,有一点点不舍,还有一种——陆时衍花了三秒才辨认出来——是一种很安静的、很干净的、像是被人洗过了的祝福。
“保重。”她。
然后她走了。门关上的声音很轻,像是有人合上了一本书。
陆时衍站在玄关,站了很久。
他低头看了看鞋柜。那双客用拖鞋被薛紫英摆得整整齐齐,和旁边他的皮鞋并排放在一起。他蹲下来,把拖鞋拿起来,放回鞋柜最里面的格子里。
走回客厅,咖啡已经凉了。他把两杯都倒进了水槽,杯子冲洗干净,倒扣在沥水架上。
回到书房,重新打开电脑。他把薛紫英给的U盘插进去,里面的文件比苏砚的复杂得多——有银行流水的截图,有聊天记录的截屏,有几段录音,还有一个加密的文件夹。
他试了几个密码,都不对。最后他输入了导师的生日,不对。输入了导师的执业证号,不对。他想了想,输入了导师第一个大案子的判决日期——这个日期他太熟悉了,那是导师一战成名的案子,也是他第一次在法庭上见到导师的日子。
文件夹开了。
里面只有一份文件,是一段视频。像素不高,像是用老式手机偷拍的。画面里是一个会议室,长桌两边坐满了人。桌子的一头坐着他的导师——头发还是黑的,比现在年轻不少,穿着一件深灰色的西装,表情严肃,像是在主持什么重要会议。
导师对面坐着一个人。四十来岁,穿着一件普通夹克,头发乱糟糟的,眼睛抖。
陆时衍认出了那个人。
是苏砚的父亲。
视频没有声音。只有画面在动——导师在话,嘴巴一张一合的,表情很平静,像是在念一份已经背熟的稿子。苏砚的父亲偶尔抬起头几句,但每次完,肩膀就塌下去一点,像是一个人在往坑里掉,每一次挣扎都让他陷得更深。
视频的最后,苏砚的父亲站起来,把面前的文件拢了拢,抱在怀里,低着头走出了会议室。导师坐在原位,看着他的背影,脸上的表情——陆时衍把画面定格,放大——
导师在笑。
不是那种得意的、张扬的笑。是一种很淡的、很克制的、像是在心里默默记了一笔账的笑。
陆时衍把视频关掉,把U盘拔出来,和薛紫英给的那张纸放在一起。他从抽屉里拿出一个证物袋,把两样东西都装进去,封好口,在袋子上写了一个日期。
然后他拿起手机,给苏砚发了一条消息:明天见一面。有进展。
发完之后他又打了一行字,看了看,删掉了。又打了一行,又删掉了。最后他什么都没加,只发了那八个字。
苏砚的回复来得很快:好。几点?
上午九点,你公司楼下的咖啡馆。
好。早点睡。
你也是。
陆时衍把手机放在桌上,关了台灯。书房陷入黑暗,只有电脑的电源指示灯还亮着,一个的蓝色光点,像是黑暗里的一只眼睛。
他坐在黑暗里,闭上眼睛。
脑子里全是那个视频里的画面——苏砚的父亲低着头走出会议室,肩膀一塌再塌,像一座正在坍塌的楼。而他的导师坐在桌子那头,脸上挂着那个淡得几乎看不见的笑。
他想起苏砚在咖啡馆里的那句话——“我算计的东西和她不一样。”
她现在知道了。知道了自己父亲当年是怎么被毁掉的,知道了是谁下的手,知道了这一切不是意外,不是市场波动,不是经营不善。是一场精心设计的、被人反复演练过的、蓄谋已久的谋杀。
不是拿刀的那种谋杀。是拿法律当刀、拿证据当子弹、拿一个又一个人的信任当垫脚石的谋杀。
而那个扣下扳机的人,是他的导师。
陆时衍睁开眼,站起来,走到窗边。窗外的新城灯火通明,和他刚才看到的没什么两样。但在他眼里,那些灯光变了一种颜色——不再是暖黄色的,而是冷冷的、青白色的,像手术台上的无影灯,把所有东西都照得清清楚楚,一点阴影都不留。
他把手插进口袋,摸到了那个U盘。
很,很轻,指甲盖那么大。但拿在手心里,沉甸甸的,像是握着一块石头。
天快亮了。远处的天际线上,云层开始发白,一层一层的,像是被人用刮刀抹上去的颜料。最底下那一层是深蓝色的,往上变成灰白,再往上变成鱼肚白,最顶上已经透出了一点点金色。
陆时衍看着那片金色,站了很久。
他没有想苏砚,没有想薛紫英,没有想导师。他在想一个人走进会议室的时候,和走出会议室的时候,到底差了什么。
差的不是钱,不是公司,不是那些文件。
差的是相信。
苏砚的父亲走进那间会议室的时候,还相信这个世界是有规则的,相信法律是保护人的,相信做了三十年的事是值得的。走出那间会议室的时候,这些东西全没了。
不是被人抢走的,是被人一点一点地、用合法的方式、用漂亮的措辞、用滴水不漏的证据链,从他手里骗走的。
陆时衍转过身,背对着窗户。
桌上那个证物袋安安静静地躺着,在电脑电源指示灯微弱的蓝光里,泛着塑料薄膜特有的冷白色。
他走过去,把证物袋拿起来,放进公文包的夹层里,拉好拉链。
然后他关了电脑,关了灯,走进卧室。
躺在床上,他盯着天花板。天花板上什么都没有,干干净净的,像是被人用白漆刷过一遍。但他总觉得上面有什么东西——是影子,是光斑,是某种看不见但能感觉到的东西,在头顶上盘旋,像一只不肯下来的鸟。
他闭上眼睛。
明天的太阳升起来之后,有些事情就不一样了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