回军垦城第三天，杨威就坐不住了。
“建疆，再去一趟北疆。”
张建疆正在啃苹果，差点呛着。苹果渣从嘴角喷出来，溅到桌上摊开的那张北疆地图上。他一边咳一边瞪着眼睛看杨威：“又去？不是刚回来吗？咱们的屁股还没把椅子坐热呢！”
“这次不一样。”杨威站起来，声音里带着一种张建疆很少听到的东西——不是冲动，是某种沉淀过的决心。他走到窗边，看着军垦城灰蒙蒙的天，“上次是去看，这次是去干。”
张建疆愣愣地看着他。窗外是军垦城最普通的街景——几排光秃秃的白杨树，一条结了冰的排水渠，远处兵团大院的红旗被风吹得猎猎作响。他认识杨威十几年了，太了解这个人。杨威说“去干”的时候，那就是真的要去干，拦不住的那种。
“干什么？”张建疆把苹果核扔进垃圾桶，擦了擦手，“你总得让我知道咱们去送什么死吧。”
杨威没回答。他拎起外套就往外走——那件洗得发白的军大衣，还是杨革勇年轻时穿过的，袖口磨出了线头。张建疆看着那个背影，骂了一声，抓起自己的包跟上去。
“哎，你等等我！我连口热水都没喝完！”
两个小时后，车子已经行驶在通往北疆的荒路上。
车窗外的世界像被谁摁了暂停键。雪不是在下，是在倾泻——大片大片的雪花砸在挡风玻璃上，雨刮器发出吱嘎吱嘎的声响，像老牛喘气。天地间白茫茫一片，分不清哪儿是天哪儿是地，只有路两侧偶尔闪过的电线杆提醒着他们还走在人类文明的边缘。
杨威开着那辆破桑塔纳，眼睛死死盯着前方，嘴唇微微翕动，像在念道什么。张建疆侧耳听了听，断断续续飘过来的词是“枸杞”“渠道”“培训”“品种改良”——全是上次在北疆调研时记在本子上的东西。
“杨威，”张建疆把双手插进袖筒里，缩着脖子说，“你这是魔怔了？从北疆回来才三天，你就跟丢了魂似的。昨天晚上我起来上厕所，看见你房间里灯亮着，进去一看，你趴在地图上睡着了，脸上还印着塔城的地名。”
杨威没理他。方向盘在他手里微微打滑，他握得更紧了。
张建疆叹了口气，把脸转向窗外。他想起三天前从北疆回来的路上，杨威也是一言不发，就那么开着车，眼睛里有一种他形容不出来的光。不是兴奋，也不是焦虑，更像是一个人找到了某个丢失了很久的东西，正小心翼翼地捧在手里，不敢松，又不敢攥太紧。
下午三点，他们又到了阿依江的办公室。
阿依江正在看文件。桌上摊着一摞报表，旁边是一杯已经凉透的茶。她穿着一件深蓝色的羽绒服，头发扎成马尾，额头上有几道被工作刻出来的细纹。听到门响，她抬起头，看到杨威和张建疆裹着一身寒气走进来，愣了一下。
“怎么又来了？”她把笔放下，目光从杨威脸上扫过，“这才回去几天？你俩是属陀螺的，闲不住？”
杨威没脱外套，也没寒暄。他径直走到阿依江对面坐下，椅子被他坐得吱呀一声。他盯着阿依江的眼睛，开门见山：
“姐，我想好了。先从最难的开始。”
阿依江挑眉。她认识杨威二十多年了——从他还是个鼻涕娃的时候就认识。她见过他逃课、打架、被杨革勇追着满院子跑的样子。她也见过他从非洲回来时那双空荡荡的眼睛。但此刻坐在她面前的杨威，和以往任何时候都不一样。
“最难的？”她靠回椅背，双手交叉抱在胸前，“说说看。”
“对。”杨威说，声音平稳得像在念一份已经打了无数遍腹稿的发言稿，“你上次说的那些地方，哪个最穷、最难搞，我先去。”
阿依江看了他一会儿。办公室里很安静，只有暖气片发出咔嗒咔嗒的声响。窗外，北疆的风把雪吹成一道道白色的烟。她拉开抽屉，从里面拿出一份文件，放在桌上，用指尖推过去。
“塔城那边有个牧场，叫红山牧场。”她看着他，“三百多户牧民，主要是哈萨克族。草场退化，羊卖不出去，年轻人全跑了，剩下的都是老人和孩子。去年的数据——人均年收入不到两千块。冬天最冷的时候，零下三十多度，有些牧民家里连煤都烧不起。”
杨威接过文件，翻了几页。纸上的字密密麻麻——草场面积、牲畜存栏量、人口结构、贫困发生率。每一个数字都是一颗钉子，扎在他手心里。
“这里我去过。”张建疆凑过来看了一眼，脸色变了，“十年前去过一次，给那里送过一批救灾物资。路特别烂，开进去要三个小时，底盘磕了不知道多少次。牧民住的还是土坯房，冬天漏风，屋里和屋外一个温度。有个老大爷拉着我的手说，小伙子，我们不要东西，你帮我们把羊卖出去就行。”
他说完看了杨威一眼，欲言又止。
杨威合上文件。动作很轻，但有一种不容置疑的力道。
“就它了。”
阿依江看着他，眼神复杂。她见过太多这样的场景——有人拍着胸脯说要改变红山牧场，来了，看了，拍了照，然后走了。那些牧民等了一拨又一拨人，等到连失望的力气都没有了。
“杨威，你知道那个地方有多难吗？”她的声音低下来，不是打击，是提醒，“那里的问题不是一天两天形成的，是几十年的积弊。草场退化是生态问题，羊卖不出去是市场问题，年轻人跑光是发展问题。三个问题缠在一起，像一个死结。”
杨威点头。
“你知道之前有多少企业去考察过，最后都撤了吗？”阿依江继续说，语气像在念一份病历，“七家。七家都走了。最后一家走得最干脆——老板开着路虎进去，颠了三个小时，到村口看了一眼，掉头就走，连车都没下。”
杨威又点头。
“那你为什么还要去？”阿依江终于问出了这个问题。她的声音里有一丝不易察觉的颤抖。
杨威想了想。不是那种客气的、敷衍的想了想，而是真的在想——他想起了红山牧场那些老人的眼睛，想起了土坯房窗户上糊着的塑料布，想起了那个说“我给你磕头”的大爷。他想起自己在非洲看到的那些难民，想起他们也是用同样的眼神看着每一个路过的人。
然后他说：“因为那些牧民还在那儿。”
这句话没有任何修辞，没有任何煽情。它就是一句陈述，像“今天下雪了”一样朴素。但阿依江听到的瞬间，愣住了。
她低下头，假装在整理桌上的文件。但杨威看到了——她的眼眶红了。
那天下午，杨威和张建疆没有在阿依江的办公室里多待一分钟。他们说走就走，直接开车去了红山牧场。
路确实烂。说它是路，都是抬举了。其实就是戈壁滩上压出来的两道车辙，被雪一盖，根本分不清哪儿是路哪儿是坑。车子颠得像筛糠，张建疆死死抓着扶手，嘴里骂了一路——骂路，骂天气，骂杨威，骂自己脑子进水为什么要跟来。
“杨威！你是不是跟我有仇！我上辈子欠你的！”张建疆的脑袋撞上车顶，疼得龇牙咧嘴。
杨威不说话，双手握紧方向盘，眼睛盯着前方。雪光刺眼，他的眼角被晃出了泪，但他没眨。
开了三个半小时，终于看到了几间土坯房。
那些房子蹲在雪地里，像一群瑟瑟发抖的老人。土墙开裂，裂缝里塞着碎布和干草，试图挡住风，但风还是从每一个缝隙里钻进去。窗户上糊着塑料布，被风吹得鼓起来又凹下去，发出呼嗒呼嗒的声响。屋顶压着石头，大的有脸盆那么大，小的也有西瓜大，怕被风掀翻。村口没有路牌，没有路灯，只有一根歪歪斜斜的电线杆，上面挂着一只不亮的灯泡。
杨威把车停在村口，下来一看，心凉了半截。
不是凉，是冻住了。
几个孩子蹲在墙根下，脸蛋冻得通红，鼻子上挂着清鼻涕，好奇地看着这两个从车上走下来的陌生人。他们穿着明显偏大的旧棉袄，袖口磨得发白，手背上全是冻疮。最大的那个孩子大概七八岁，怀里抱着一个更小的，两个人挤在一起取暖。
一个老人走过来。他穿着一件黑色的棉大衣，领口处补了一块颜色不一样的布。帽子是羊皮的，歪戴在头上，露出花白的鬓角。他用生硬的汉语问：“你们找谁？”
杨威走上前，伸出手：“大爷，我们是来收羊的。”
老人愣了一下。他的表情变化很慢——先是困惑，然后是不信，最后是一种苦涩的、习惯性的苦笑。那种苦笑杨威见过，在非洲的难民营里，在那些已经放弃了希望的人脸上。
“收羊？”老人摇摇头，把手缩进袖子里，“今年没人来收羊。我们的羊卖不出去。”
杨威心里一沉。那一声“没人来收羊”像一块石头，砸在他心口上。
张建疆在旁边小声说：“你看，我说吧。这个地方——”
杨威没理他。他继续问：“大爷，你们有多少羊？”
“我家有八十多只。”老人说，指了指远处的一个羊圈，“村里多的有上百只，少的也有二三十。加起来上万只，全压着。越压越瘦，越瘦越卖不出去，越卖不出去越没钱买饲料，越没饲料越瘦。死循环。”
他说“死循环”三个字的时候，用的是标准的汉语，咬字很准。杨威后来才知道，这个老人叫哈布力，年轻时上过汉语学校，当过村里的会计，是红山牧场少有的能说流利汉语的人。
杨威看着那些土坯房，看着那些冻得通红的孩子，看着远处灰蒙蒙的天际线，沉默了很久。雪落在他的肩头上，落在他那件磨出线头的军大衣上，落在他的睫毛上。他没有动。
然后他转过身，看着哈布力，声音很低，但很清晰：“大爷，能带我看看你们的羊吗？”
哈布力看了他一眼，没说话，转身往羊圈走。杨威跟在后面，踩着他踩出来的雪窝子。
羊圈是用铁丝网和木桩围起来的，简陋得不能再简陋。羊确实多，但都瘦——肋骨一根一根凸出来，毛色暗淡，眼神呆滞。草场退化，饲料不够，羊长不肥。地上撒着一把干草，黄得发黑，羊都不太愿意吃。
杨威蹲下来，抓了一把饲料看了看，又凑近闻了闻。然后他走到一只羊旁边，摸了摸它的皮毛——粗糙，干涩，像摸一张砂纸。他又看了看羊的蹄子和牙齿，动作很熟练。
张建疆在旁边看着，有点意外。他不知道杨威什么时候学会了这些。
杨威站起来，拍了拍手上的草屑。
“建疆，”他说，声音不大，但有一种不容置疑的平静，“你记一下。”
张建疆掏出本子，哈了口气，笔尖抵在纸上。
“第一，饲料问题。得找专家来看看，能不能改良草场，或者搭配精饲料。现在喂的这东西，连羊都不爱吃，怎么可能长肉？”
张建疆刷刷地记。
“第二，品种问题。”杨威蹲下来，掰开一只羊的嘴看了看，“这羊的品种不行，长得慢，肉也不够好。你看这体型，出肉率太低。得引进好品种，用良种公羊配种，改良后代。”
张建疆继续记。
“第三，销路问题。”杨威站起来，目光越过羊圈，看向远处的雪山，“这个我来想办法。”
哈布力在旁边听着，浑浊的眼睛慢慢亮了。那种亮不是突然迸发出来的，是像一盏被点了很久的灯，终于有人拨了拨灯芯，火苗蹿了上来。
“你……你是真来收羊的？”他的声音在发抖。
杨威转过身，看着哈布力。他看到了那双眼睛里的东西——不是感激，是小心翼翼的、生怕破碎的希望。他知道这种希望有多脆弱，也知道如果这次再让它们破碎，可能就再也拼不起来了。
“大爷，”他认真地说，一字一顿，“我不是来收羊的。我是来帮你们把羊卖出去的。”
哈布力愣了半天。雪落在他的羊皮帽子上，积了薄薄一层。然后他突然弯下腰——不，是要跪下去。杨威眼疾手快，一把扶住他，两只手架着他的胳膊，硬生生把他拽了起来。
“大爷！别这样！”
“小伙子，你要是能帮我们把羊卖出去，我给你磕头！”哈布力的声音沙哑了，眼眶里有什么东西在打转，“你不知道，我们等了多少年……等了多少年啊……”
杨威扶着他，感觉那双干瘦的手臂在发抖。他心里堵得慌，像被塞了一团棉花。
“大爷，我不是来要你们磕头的。”他的声音有点哑，“我就是觉得，你们的羊不该烂在这儿。”
那天晚上，杨威和张建疆没走。
他们住在哈布力家里。房子不大，就两间，外间是厨房兼客厅，里间是卧室。土墙，泥地，屋顶上糊着报纸，已经被烟熏得发黄。炉子里烧着牛粪，屋里有一股说不清的味道——羊膻味、牛粪味、馕的香味混在一起。
哈布力让他们睡里间的炕，自己睡外间。杨威坚决不肯，最后三个人挤在炕上，盖着一床打了补丁的被子。
牧民们听说有人来了，陆陆续续地来了。一个、两个、五个、十个——小小的屋子里挤满了人，有的坐炕沿上，有的蹲地上，有的倚着门框。他们七嘴八舌地说，有的说汉语，有的说哈萨克语，哈布力在旁边翻译。
杨威问了很多问题——羊的品种从哪儿来的，饲料在哪儿买的，草场什么时候开始退化的，往年羊卖给谁，价格多少，牧民们有什么想法。
一个叫加尼別克的年轻人说：“以前有人来收过，给的价钱低得不像话，一只羊才给三百块。我们养一只羊的成本都不止三百。”
一个叫古丽娜尔的女人说：“我们想自己卖，但是没有渠道。拉到县城去，人家不收散养的，说要什么检疫证明，我们办不下来。”
一个叫托合塔尔的老人说：“我年轻的时候，这片草场能没过膝盖。现在你看看，草根都露出来了。羊没得吃，我们也没办法。”
杨威听着，心里慢慢有了数。张建疆在旁边疯狂地记，本子翻了一页又一页，手指冻得发僵，但还是不停地写。
凌晨两点，人才渐渐散了。杨威躺在炕上，听着外面的风声，脑子里乱哄哄的。他把今天听到的信息一条一条地过——饲料、品种、技术、资金、渠道、检疫、品牌、物流——每一条都是一个坑，每一个坑都得填。
第二天一早，他们继续往里走。
红山牧场很大，一个牧场就是一个乡。他们跑了三天，看了十几个定居点，见了上百户牧民。最远的一个定居点在一条河谷里，开车进不去，他们走了两个小时才到。那户牧民是一对老夫妻，儿子去城里打工了，三年没回来。老两口养了五十多只羊，瘦得像狗，但老太太还是把仅有的几个馕拿出来招待他们。
每天晚上，杨威都把自己关在房间里，把白天看到听到的东西记在本子上。饲料、品种、技术、资金、渠道、品牌、物流、政策、培训——一条一条，写得密密麻麻。他的字很丑，像蚂蚁爬，但每一个字都用力到几乎把纸戳破。
第四天晚上，他们回到哈布力家里。
哈布力煮了一锅羊肉，非要他们吃。羊肉是唯一一只还没瘦成骨架的羊，哈布力本来留着过年吃的。杨威推辞不过，只好坐下。
吃着吃着，哈布力突然说：“小伙子，你是兵团的人吧？”
杨威愣了一下：“您怎么知道？”
哈布力笑了，皱纹挤在一起，像一张揉皱的地图：“我看你走路，像当兵的。腰板直，步子稳，说话做事不拖泥带水。我年轻的时候，也给兵团放过羊。那时候兵团的干部走路就是这个样子。”
杨威心里一动。
“大爷，您放过羊？”
“放过。”哈布力端起茶碗，喝了一口，“那时候兵团刚成立，到处都在搞建设，缺肉吃。我们给兵团供羊，一供就是好几年。后来兵团自己养了，就不要我们的了。”
他叹了口气，看着窗外的雪。窗外的世界白茫茫的，和几十年前大概没什么两样。
“几十年了，我们再也没和兵团打过交道。”
杨威沉默了。他端着茶碗，没有喝。茶已经凉了，但他没有感觉到。
那天晚上，他想了很久。躺在炕上，盯着头顶发黄的报纸，脑子里翻来覆去地想着一个问题——兵团和地方之间，到底隔了什么？是路太远？是政策不通？还是人心里的那堵墙？
第二天一早，他给阿依江打电话。
电话响了很久才接。阿依江的声音有些沙哑，大概也是一夜没睡。
“姐，我想在红山牧场搞个试点。”
阿依江沉默了几秒。电话那头传来翻纸的声音，大概是她在找红山牧场的资料。
“什么试点？”
“兵团和地方合作。”杨威说，声音在空旷的雪地里显得很清晰，“兵团有技术，有渠道，有品牌。地方有资源，有劳力。两边合作，把红山牧场的羊做起来。兵团出技术和标准，地方出羊和人力，一起做品牌、找市场。”
阿依江沉默了几秒。这几秒很长，长到杨威以为信号断了。
“你知道这有多难吗？”她终于开口了。
“知道。”
“你知道以前也有人试过，都失败了吗？”
“知道。”
阿依江又沉默了。这次沉默更久。杨威能听到她的呼吸声，一下一下的，像在克制什么。